另类职场硬汉vs五百强管理大师

致SAP的所有同事，包括分管中国事务的全球董事Gerhard, Oswald先生，

我是杜冬劲，英文名Ross Du。2009年4月我刚刚被SAP中国解职，仅仅因为我曾经向Oswald先生发过一封请求支持中国言论自由的电子邮件。至少，我相信如此。按照SAP的定义，SAP中国和我有一个“协商一致解除协议”。

我承担此公开信的完全责任，包括中国，美国，德国的法定责任，例如如果SAP向法庭要求我退还解职补偿金得到法庭支持，SAP指认我没有遵守保密协议得到法庭支持等。对应地，我保留一切法定个人权利。

实际上，2009年的整个三月份，我都在尽最大努力向SAP中国传递我希望履行合同，继续职业的消息。但是Dickson Ho先生，SAP中国咨询公司的总经理，告诉我，创造一个公司内部的岗位，让我继续就职，非常困难，对于他近乎不可能。这是在羞辱我的智商和SAP公司的商业执行能力吗？在双方达成“协商一致解除“之前，我的岗位就已经消除，并且难以重新建立？SAP是一个完全漠视员工权利的公司吗？

我猜测，Oswald先生到现在仍然不知道SAP对我干了什么。更讽刺的是，我甚至无法验证我的猜测。这对我和SAP都是不公平的。我被不公正的对待。SAP 被一些肮脏的人操纵了。我也不能排除Oswald先生是肮脏的，除非他本人可以告诉我他的想法和行为。良好的劳资沟通渠道，对中国或者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的SAP雇员，甚至发达国家的，都是保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。对公司来说，也是持续建设人力资产的“基础设施”。这是我写此信的意图之一。事实上，这本身就是SAP公司的重要社会责任。而SAP公司不能保护员工的权利，甚至因为员工的政治意见表达，轻率地，甚至采用下流的手段，强行解职员工，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，甚至让人产生一个重大疑问，希特勒纳粹政府究竟是如何屠杀以色列人的？德国社会究竟是否吸取了教训？沉默者是如此之众吗？尽管SAP的全球政策清楚地写明，鼓励员工进入本地社区。

我在此也郑重陈述一条对Oswald先生欺诈的怀疑，

*: Oswald先生在四川汶川地震时，宣称对SAP中国雇员的捐款总额进行匹配，一元对一元。当时作为公司员工，我通过公司渠道向灾区捐了两千元人民币。那么公司员工总共捐了多少，Oswald先生又捐了多少呢？我从未见SAP自身或通过媒体的相关公示。现在，根据我自己的亲身被解职的遭遇，我有理由对公司程序的透明度提出合理的怀疑。SAP公司的捐款事实上是对公司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证明，如果Oswald先生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，那么Oswald是否利用员工的感情达到这种效果呢？在我离职的时候我没有能够马上提出自己的疑问，我希望现在能够提出这一点，请SAP公司相关部门能够澄清这一点。

最后附上我和SAP之间的事件经过，欢迎有兴趣者自行判断。

• 2007年6月18日，SAP中国咨询公司和我签订为期三年的合同。我的员工编号是I044981。
• 2008年3月，进入公司仅仅半年之后，我就达到了公司对我的业绩指标，上司吴海宁先生也给了我一个好的评价。我拿到2007年的全额业绩奖金。
• 2008年5月15日，Oswald先生致全体中国员工的电子邮件宣称，中国员工每捐一分钱，他就多捐一分钱。受到其鼓舞，我捐了两千元钱。
• 2008年5月，我回复Oswald先生的电子邮件，这封邮件我只发给了他一个人。我为他的捐款行动所感动，同时我问他，是否有兴趣支持反对中国互联网黑箱监管的诉讼。我告诉他我认为这将改善中国的舆论环境，对SAP在中国的生意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的。
• 2008年5月和6月，吴海宁先生和我进行了数次谈话，他指出，我的电子邮件严重违反了公司政策，SAP亚太地区的经理基本上全都知道了这封电子邮件。他受到巨大的压力，感到自己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团队成员。他询问我是否可以离职。我告诉他，我的行为没有违反公司的政策，除了越级以外。我可以以后不再这样发电子邮件。我有一个长期的SAP领域的职业计划。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。
• 自2008年6月始。我和公司内的销售经理们的沟通非常困难。而他们负责安排顾问进入项目，不进入项目，就不可能完成业绩指标。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非常失望，于是将一些事件经过张贴到了一个互联网论坛上。我隐藏了SAP中国相关管理人员的名字。
• 2008年9月，我通过自己的渠道联系到SAP美国和它的一个项目客户。他们和我进行了电子邮件沟通和电话面试，对我的经验和技术相当满意。SAP美国通过集团内部渠道要求SAP中国派我参加这个项目，我也适时向吴海宁先生和赖由由先生表达了参加项目的意愿。
• 2008年11月，SAP美国问我是否还能参加那个项目，我才知道两个月前SAP中国派遣了Barry Xin先生。我在此发誓，SAP中国的销售团队此前对这个项目并不知情。但是，从公司和我自身的双方利益着想，我仍然再次和吴海宁先生，赖由由（现已离职）沟通，期望能放下我给Oswald发送电子邮件一事，派遣我到这个项目上，否则我不能完成2008年的业绩指标。其实即便马上派遣，我也不可能完成了，但总算不会差太多。两位经理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应。
• 2008年11月，我在SAP的全球法务部门递交了一个投诉，声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。我的职业计划无法己许进行。法务部和吴海宁先生进行了一次谈话。妥协的结果是，公司不认同我受到了不公正对待，但派遣我参加SAP美国的那个项目。我加入了这个项目，并于2008年12月7日抵达项目地美国加州。
• 2009年2月23日，我从项目地返回中国休假。SAP美国及其客户和我共同计划一个月之后我重返项目。我向原上司吴海宁先生和新上司Jill王女士都做了及时汇报，提交了新的出差申请。
• 2009年3月11日，Jill女士和人事部的田华女士，Jill女士的上司，Dickson Ho先生，和我举行了一次会议。她/他们在会上宣布SAP期望和我达成一个协商一致的协议，解除双方的雇佣合约。我明确表示，公司的这个做法，是因为我给 Oswald先生的电子邮件和事后双方的分歧造成的。一旦合约解除，我本人失去职业，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重大打击。我指出，我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，我很辛苦，也为公司获得了赢利。继续双方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，也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。Dickson和田华女士回答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，公司是为了瘦身，在人事和组织结构上的一个调整。被调整对象的选择，完全与其业绩和职位不相关。究竟根据什么选择，完全类似于掷色子。（到今天我也不明白，什么叫类似掷色子。）田华女士指出，按照公司政策，这个会议的所有内容都是高度保密的。对于协议内容，我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。我明确说到，我对于项目上的客户有承诺，我有责任对客户解释我到时候为什么不能按照计划返回。
• 我和Jill王女士探讨了以独立顾问的名义到继续参与项目的可能性，这样，SAP成功瘦身，我和SAP都能履行对客户的承诺。Jill王女士进行了真诚的努力。但是更高的管理层明确拒绝了这个提议。
• 之后的2009年3月：客户告诉我，SAP中国一直在推荐其它顾问的候选人，客户已经否决了至少三次。我把这些反馈传递给了SAP公司的当事人。我自认为已经证明我和SAP中国履行双方合同对双方是有利的，我本人是有忠诚和意愿的。
• 2009年3月26日：公司的2008年业绩奖金下发，我只拿到了一半不到。我确实没有完成公司的业绩指标，但我和SAP的雇佣合同明文宣称，”SAP应当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，让员工完成自己的工作。“
• 2009年4月2日，我向人事部的Brenda李女士（田华女士的上司）和田华女士再次明确表示，拒绝公司提出的解职方案。两位也明确回复，公司撤销这个方案。
• 2009年4月2日上午10：00左右，我向Dickson Ho先生要求讨论公司解职意愿撤销后我的职业发展计划，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到项目上。我甚至表示，如果公司有合适的安排，我不去那个项目也可以（事实证明我是天真的）。Dickson先生表示，我的岗位已经撤销，重新建立岗位近似不可能。并且公司和他个人都没有相应计划。
• 2009年4月2日上午11：00左右，我在公司的解职协议书上签字。
• 2009年4月6日，我再次飞赴美国加州，以独立顾问的身份，去完成我对客户的承诺。

所有的人，祝安！
杜冬劲 （网名:yetaai)
2009年6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