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法改革如何凝聚民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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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撰文【1】，为司法职业化辩论。似乎司法职业化，独立化是司法改革的根本出路。

中国的传统，是吏治，不是法律，判案历来都是官员。改革三十年，司法仍旧缺少公信力，可以说体制内改革派深陷缺少改革动力之困境。不然何以一个宪法诉讼，改革十年也未见启动？王利平老师说，在没有民间力量参与，缺乏必要制衡的情况下，司法改革必然沦为部门利益之争，同时，以国家或政党为本位的司法改革，必然出现极端政治化的趋势，结果改革举措不断，司法却离正义越远。

在此背景下，最高法院院长王俊生履新，高调推行三个至上，党的事业，人民利益，宪法法律。在法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何兵老师发言说，"冤案频仍，根源在于法官对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"，主张所谓司法民主，"司法民主并不是让人民直接投票审判案件，也不是让人民无序地左右司法，而是通过人民陪审制，人民参与法官选择制，人民参与法官监督制，审判过程彻底公开制、新闻媒体自由公开监督制等系列制度来保障。"，似有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新力量的设想。贺卫方老师则认为，这种想法，包括官方宣传的"马锡五审判方式"，是官方在强调"司法的平民化"，"纠正"职业化"带来的弊端"，是所谓"杀头以治斜眼"。然而，这样的争论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司法独立，成为制衡国家权力的新力量，进而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吗？或许各位老师深陷体制，所谓争论也是醉翁之意吧，我只好如此苦涩的理解。

近十年的一些案件，如师涛"泄密"案，胡佳"危害国家安全"案，李健公民维权网站被封案，法轮功案，冯正虎出版案，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案，杨春林土地宣言案，陈光诚计划生育维权案，胡晓原诉Sohu案，杜冬劲诉中国电信案，如果需要，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案名，即便放在三十年前的台湾，恐怕也需要军事法院来审判，才能得到台湾当局需要的结果。然而，在大陆，都是快速，秘密，安全地按照最高指示判决。即便司法信息公开后，也未见民意对于司法给予有效的评论，更不用谈独立声音之批判。

律师腾彪在2004年感叹【2】，"当司法无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，媒体似乎成为被司法遗弃者的最后的救命稻草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任何一个司法不独立的社会里，新闻也不是独立的。谁敢报道他们的冤情呢？"。司法不独立，媒体也就不敢对社会不公进行公正的报道和有价值的评论。南方周末的许多编辑和记者，或遭遇牢狱之灾，或被各种秘技赶出新闻圈。司法工作者不能承担自己的职责，传递公平和正义，媒体工作者不能秉笔直书社会，抒发胸中块垒，诚然死循环，不能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。

王力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办法，"由人大牵头，以法院为龙头，凝聚社会各阶层力量，推进司法改革。"。然而，即便是在中国最开放的省份之一，人大代表们也能够高票通过"网络紧急法案"，对于人大代表们在目前寄予期望是否有点过头？

是缺少草根社会关注的事件让司法改革者凝聚力量吗？孙志刚案，山西黑煤窑案，厦门PX案，包括最近的毒奶粉事件，杨佳案，汶川地震校舍倒塌案，如果做调查的化，我相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人知道并且讨论过这些案件。在近乎十年的时间，孙志刚案尚能引起媒体关注，甚至废除了收容制度。而最近几年的案件，却并未在制度上留下什么成绩？本人试图提出一些原因和方案，试图抛砖引玉，

公民，学者，律师对草根关注的事件给予足够和持续的关注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吏治国家，民众并未对司法有足够的尊重和期望，近年上访群众之众，对于现行司法的不信任，可见一斑。如果公民，学者，律师能够深入上访人群，站在矛盾的前沿，对于社会事件进行深入剖析，劝说访民采取法律方式维权。并和互联网工作者合作，运用前沿互联网技术，持续发表高质量的社会思维和实践结果。才可能赢得民意尊重，法制能够取得传播效果。

互联网上声音太扭曲和分散。而现政府吸取了足够的教训，对互联网监管进行了巨大的投入。必须争取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。目前，十大中文网站，无意不对网络民意进行操纵和扭曲，肆意删除，更改民众评论，博客，视草根为鱼肉。更有百度，新浪，搜狐等，收钱提企业屏蔽关键字，对权力无限迎合，视企业责任与无物，提供的有毒精神食粮，实质上沦落为三鹿之类不良企业和不良主管官员的帮凶。解决此一问题，其实已经有众多法律案例，有责任心的公民，学者，律师等能够行动起来的话，必然能够打破互联网铁幕，创造暂新的互联网言论空间。尤其是笔者本人发起的电信业宽带服务集体诉讼【3】，完全走消费者权益法，与敏感政治问题无涉，便于普通公民参与，没有政治风险。

不存在胡适式的人物能够和党的最高层进行充分交流。这实际上是因为党并没有一个类似与蒋经国式的最高权威。太小的力量根本无法和体制内进行深层次的交流。即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岁月，台湾出于严重的大陆军事威胁之下，雷震的自由中国也能够在台湾出版，发行，成为传播的中心，播下自由的种子。结果是，不谈港澳台，来看今日中国，有所谓南方报系的自由重镇，炎黄春秋的开明党内元老，又有一批维权律师和体制内学者，仍然不能和权利核心发生互动。这里的历史原因很多，例如国民党战败大陆后，必须依靠美国的保护，在表面上接受其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。台湾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，司法独立有形式上的宪法保护。这只能寄望于形势发展，逐渐形成交流渠道。

当前政府将党和现届政府等同于国家。每次发生重大公共事件，都能激发爱国热情，期望政府出面解决所有问题。进而对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之举，大肆宣传，扬言只有党才能救国，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云云。于是，司法独立，官员，企业，公民如何承担各自责任的根本性问题，置之脑后，举国狂欢。改革者对于这些公共事件的参与，必须深抱慈悲之心，容忍各种异样目光，承受冷漠和污蔑，用胡适的话来说，："我受了十年的骂，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，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，我反替他们着急。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，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，我更替他们不安。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，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，我自然很情愿挨骂。"。方有可能化解千年戾气，求得国人谅解和尊重。

原罪问题。连门口的狮子都不干净。如何解决原罪问题，人类历史已经有很多经验，不再赘述。

至于贺教授和其它诸位老师所提的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，本人认为都有益于司法独立，保护民主进程，也都是当下之急。但更加需要的，则是时时以自由民主的理念，维护公民利益，深化制度改革。

杜冬劲 2008－9－22

【1】南方周末2008.9.18期31版，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
【2】公民维权与"个人网站第一案"，
http://www.huayilawyers.com:81/Website/index.php?ChannelID=9&NewsID=267
【3】http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nextwave428/sueguide